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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创新变革实现绿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在第六届中德环境论坛开幕式的发言

2019-11-04 来源:中心领导 作者:吴舜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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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以改革创新为引领,从理念、制度到行动实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迈上一个新台阶,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经济高质量发展、公众高品质生活、区域协调持续发展实现了4个方面的有机统一。结合本次会议主题和我们前期研究情况,今天主要就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形势研判、难点挑战和目标导向3个方面各谈3点认识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绿色发展形势的认识判断

  (一)通过污染防治攻坚战倒逼和促进绿色发展,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发力,绿色发展举措实、行动快、成效大。中国在长江经济带、京津冀、黄河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均确立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根据NASA的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仅中国一个国家的植被增加量,就占到过去17年里全球植被总增加量的至少25%。2018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45.8%,提前达到并超过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我们研究发现,中国网络出行用户规模近5亿人,其中共享单车用户规模达到2.35亿人,共享出行平台大幅提高了车辆使用效率,使“使用出行服务而不是拥有出行工具”的轻资产绿色生活方式逐步深入人心,私家车出行频率大幅降低。其中蚂蚁森林5亿用户累计碳减排量约等于深圳市民约1年的生活用电;滴滴出行实现CO2排放减量相当于80万辆小汽车年均行驶1万公里的排放量,大气污染物减排量约相当于110万辆私家车1年的排放量。2018年,淘宝网络电商平台的环保布袋成交量同比增长超100%,环保家装建材的消费量同比上涨51%,节能环保的LED灯同比增幅也超过50%;2018年中国租赁经济市场交易额超过了63000亿元,公众在多个领域的绿色低碳行为呈上升趋势,这是十分难度可贵的。北京市空气污染治理、浙江农村污染防治、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中国摩拜单车公司、支付宝蚂蚁森林平台获得了地球卫士奖等荣誉称号,中国绿色发展为国际社会认可。

  (二)绿色发展各领域进展不一,呈现行业和区域分化特点。我们对绿色发展的一项测度研究表明,在绿色发展的各个维度中,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进展对于绿色发展的贡献最大,但是能源资源利用、绿色生活等领域的进展相对缓慢,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未在全局层面实现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东部地区绿色发展的进展领先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根据政研中心研究分析,在行业内部,环保督察执法并没有显著减少高污染行业的利润总额,未显著减少亏损企业单位数,也未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产生显著影响,反而提高了行业集中度,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重构和洗牌趋势加剧,推进企业优胜劣汰,行业内部呈现分化的发展趋势。

  (三)绿色发展进入深水区,亟须理念、技术和制度创新。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达沃斯论坛发起人施瓦布先生和波特教授把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大阶段,按照这个划分方法,人均GDP9000美元至17000美元是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2018年中国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正处在这个阶段,需要爬坡过坎。从环境治理角度来看,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强势推进,环境治理空间进一步收窄,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边际效益递减。我们研究发现,污染防治工作进程快于经济绿色转型过程,生态环境质量的稳定改善、持续改善越来越需要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二、加速创新变革实现绿色发展的挑战

  (一)中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决定了绿色转型的难度相对较大,要持续推进久久为功。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体量大,重工业比重较高,传统路径依赖明显,工业流程和消费模式很难瞬间转变。技术更新迭代的成本相对较高、周期相对较长,实施存量经济的绿色化改造难度较大,布局优化也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国际上相对较快的城镇化速度区间,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需求仍然较强、延续的时间也很长,资源能源环境压力不下。近年来中国部分区域部分时段资源能源形势、环境质量被动形势都与这些因素有直接关系,还远没有达到脱钩脱敏的阶段。因此,中国的绿色化进程与其他国家不同,人口和经济总量大、体系全,增量和增量绿色化叠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业投入结构、用地结构等转变进程将直接制约绿色转型成效的充分发挥。

  (二)绿色发展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全社会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主动性、积极性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生产领域,从市场主体来看,绿色发展理念还没有成为主流意识,企业治理污染仍然缺乏主动性,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性仍然不足,相关的激励性政策体系仍不完善。2017年德国企业舍弗勒中国公司公开要求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放宽放松对其上游供应商界龙公司的环保合规处理,近年也有环境保护影响经济发展的谣言,就是企业推进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不适应新要求的一种表现。在消费领域,2018年,消费支出对GDP贡献率达到76.2%,但我国现有的消费模式还与绿色生活方式还存在着很大差距,消费带来的电子废弃物问题、垃圾问题以及快递、外卖行业过度包装问题也日益严峻。与此同时,很多公民的生态意识不强,存在知行不合一的现象。政研中心研究提出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十条规范,1.3万份全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显示,在分类投放垃圾、践行绿色消费、参加环保实践和参与监督举报等领域还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因此,高的环境意识并不能直接自觉转变为友好的环境行为。我们研究发现,滴滴出行、蚂蚁森林等互联网平台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绿色低碳意识向行为的转化,这是一种模式和技术创新变革带来的良好效果。未来,还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绿色文化,通过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变倒逼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环节都凝聚起推动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绿色转型面临较强的技术创新瓶颈,政策导向和措施聚焦发力还需要强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由“灰色”到“绿色”、由“高碳”到“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因素仍然是整体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总体上来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较低,涉及产品概念、研发、品牌经营等高附加值的环节不多。另外,绿色发展具有多维度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特点,中国新材料、清洁能源等技术前沿相对缺乏,绿色发展的关键技术比一般技术差距更大、需求更为迫切,如何加强国际绿色技术的转移扩散、转化合作,将新兴前沿科技与绿色发展应用场景高效集成融合是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重中之重,需要从源头实现产业提升、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

  三、进一步加速创新变革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导向建议

  一是法规制度政策总结提升,完善严格监管与有效激励相结合的政策体系,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没有制度法治政策保障护航,绿色发展理念就是空中楼阁。近几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制定和修改的法律达十几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各方面突破特别大,成效也十分明显。很有必要在实践基础上再回头进行理论研究,找出一些需要固化坚持的或需要调整改进的领域,早日构建系统完善、成熟定型、协同高效的法规制度体系,加快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同时,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持续保持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管态势,强化问题源头管控,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有效激励机制的设计和构建,通过产权制度、税收、价格、财政补贴、绿色信贷、排放交易等经济政策工具,实现外部成本和效益内部化。

  二是绿色发展要分区分类和协同推进,注重区域平衡和公平正义。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自然生态禀赋差异较大,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明确不同的绿色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各地的创造性,实现发展机会的公平。中国深度贫困地区大部分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又是生态脆弱区,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统一,充分发挥生态保护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作用,不能让农村地区、生态敏感地区、生态优势地区在发展中形成新的生态威胁因素,要在绿色发展中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这方面,中国有一些好的经验和案例,也有一些需要亟待完善的地方,这是绿色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三是探索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有效路径,实现绿色惠民、生态强国。推进绿色发展集中体现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协同和转化,既让产业清洁、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容,也要让优美的生态环境创造价值、增进社会幸福感,加快培育和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发展绿色经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径和机制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不突破,绿色发展的内生持续动力就会不健全。要借鉴国际经验,改革自然资源产权制度,重视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未来发展中的作用,探索自然资本可持续投入和经营的创新模式以及相应的配套公共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自然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推动作用。

  最后建议,在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趋势增加的情况下,更应该在事关清洁美丽地球的绿色发展领域加强国际双向交流合作。这几年,我们与30余家知名外资企业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开展了中外环境治理对话系列交流,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几年,我们在研究工作过程中,对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绿色转型、绿色技术研发和环保产业发展、化工企业绿色、电镀等中小企业环境自律、绿色城市标准与评价、可持续化学等方面印象深刻。中国作为最大的绿色发展需求国,德国作为最先进的绿色技术输出国之一,希望中德继续加强相互学习借鉴,开展更广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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